第一个问题，效率的双重基础。 我们经常谈效率，效率其实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包括现有的厂房设备，也包括劳动力等等。效率的第二个基础就是道德基础。如果仅仅有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超常规效率来自何处？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国民有那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有那么高的工作效率？就是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没有这种道德基础的话，不可能发挥这么高的效率。

　　又如特大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大地震、大洪水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全国都有那么高扬的抗震救灾精神？也是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

　　再比如，为什么移民社会的效率非常高？闯关东，从清朝中期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山东人闯东北。那种凝聚力，那种开发精神，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同样，山西人走西口，广东人福建人闯南洋，也都是依靠道德力量发展作用，它把整个家庭家族都凝聚在一起了。我们到福建龙岩参观土楼，土楼是客家人南下以后在那里居住的，土楼都很大，有方的有圆的，有些是上百户在里面住，外面有土墙。放火烧，土越烧越硬，包围也不怕，别人也打不进来，客家人靠的就是家族凝聚力。我参观以后很有感慨，临走时让我题词，我想了想，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土楼反映了一种道德关系，客家人在当初的蛮荒之地扎下根来，最终从这里走向全世界，这也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第二个问题，道德调节。 我们的社会有三种调节方式。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资源的配置。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靠政策、法规、法律起调节作用，这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

　　既是无形却有形，既是有形又无形。有形的是靠乡规民约来管理的，无形的力量就是自律，都是道德力量的调节。难道第三种调节真的存在吗？当然。市场不过是几千年以前才出现的，原始社会解体时，部落之间出现了商品交换，于是就有了市场调节。政府的调节就更晚了。但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少说有几万年了吧，更远一些据说有十万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而且一直在前进，是什么力量在调节？是道德力量在调节。

　　即使有了市场以后，有了政府以后，在偏远的地方，政府力量是达不到的，市场力量也到不了，但是这种地方仍然有人居住，为什么？这就是道德力量在发挥调节作用。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交易行为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非交易领域。家庭关系、家族关系、社交关系、街坊邻居关系等等，都属于非交易领域。非交易领域中，社会生活靠什么运转？市场的力量进不去，因为这不是市场活动。政府调节只规定了界限，社会生活不能违背法律，违背法律我就管你，不违背法律我就不管你。比如说，家庭关系，政府不管，但发生家庭暴力，政府要管，因为超过了道德调节的界限。但是多数场合还是在道德力量调节之中。

　　中国古代有句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有城墙，有兵把守，所以乡下人投亲靠友到城里来。大乱居乡，大乱的时候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包围、断粮、断水、火攻、水淹，破城以后还大开杀戒，所以人们都怕了，跑得越偏僻越好。市场当时是瘫痪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无能的，在战乱期间管不了那么多。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就是靠道德力量起作用。这些都告诉我们，道德调节是存在的，是无形的，它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所谓的政府调节。

　　现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阻力在哪里？我在全国政协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提了两条。

　　第一，利益集团的干扰。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了。

　　第二，就是制度惯性的存在。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老办法我习惯了，老的一套我适应了，所以人们不想变，也不准备变。

　　下面，我再补充两条。

　　第三，要有完善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是难以推进的。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民营企业的转型，来逐渐使市场主体完善化。

　　第四，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调节是重要的，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以后，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讲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信念和信心。 

　　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界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很多书，包括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时轰动了德国全社会。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在荷兰和英国产生。因为大家知道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经济很繁荣，但意大利没有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

　　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我们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我们讲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等等，用这个来解释。韦伯是用一种伦理观念，宗教伦理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天主教的伦理观念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罪，两条途径你选择。一条途径：进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路，你去不了修道院，你就把钱捐献给教会，教会来给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还发明了一种赎罪券，你买多少赎罪券你的罪就会少多少等等。这两条路现在看来都不能发展经济。人都不结婚，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了，经济怎么发展？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这也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向前发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

　　韦伯认为，拿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

　　第一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这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下辈子变猪、变狗、变羊、变马。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渺的来世。这当然很不现实，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

　　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等，追求享乐。下支的讲究平均主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这是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有时我们也称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个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韦伯认为，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自己的罪呢？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因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在创造事业，事业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出现了韦伯热。韦伯已经去世多年了，为什么会掀起韦伯热？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里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创业精神。尤其是德国，战败了，德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就不可能再起来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韦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一阵子也出现了韦伯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有一种动力，一种竞争力。没有信念，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现在时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就应该贯穿这种精神，没有信念，没有信心，中国经济不可能起飞。

　　第四个问题，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我们谈过很多红利，比如有资源红利。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红利。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论资源红利，他们可以有新的；论人口红利；他们也可以有新的；论发展方式的转变，他们同样可以有新的，他们的发展也可能走在中国前面。但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他们不可能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产生这个红利。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而社会和谐红利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要使人成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体，这样，社会就有动力了。社会和谐红利要靠我们去创造。

　　有人问我，怎么来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跟人的素质就有关系，假如人都是讲信用的、有信念的，这就能够建成，否则就建不成。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真正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混合所有制，这样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员工持股制。员工持股制实际上在探索一条路，能不能走向社会和谐。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富、利润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既然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利润被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却没有？最重要的是实现产权激励制度，让那些发明者、管理者，一切作出贡献的人，都能够在自己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权。

　　比尔·盖茨、乔布斯不是他们个人多么聪明，而是公司培养了一支研究团队。正是研究团队充分发挥作用，公司才不断发展。他们用什么力量调动这个团队呢？靠的就是产权激励制度。这就告诉我们，在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要不断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实现社会和谐红利，这是我们最大的红利。（选自厉先生在4月10日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