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说：“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安全问题，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国共双方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 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同意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应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维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24个师，并表示迅速将其所领导下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各地之部队，由上述地区，逐次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调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人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部队人员为各级官佐，缩编军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编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讨论计划上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三方案，为依照现在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维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统一之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有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为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山西、山东、河北5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6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11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得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委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所列推选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4省，请推选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军事著有劳绩，且在政府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之。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选贤参加举办。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举行人民普选，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行政区级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之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之悬而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历史影响

历史意义：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历史教训：

尽管重庆谈判的政治闹剧本质和它注定破产的历史结局，几乎毫无正面意义可言，但是，它毕竟公开提出和论列的三条原则，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却是中国从1911年到1945年间政治教训的真实总结。应当承认，自从孙中山所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来，自从抗战以来，重庆谈判中两党公开倡言和认同的“三化”，是对中国几十年深重灾难的沉痛反思，是中国社会对两党两军的天然要求，是中国真正走向和平、民主和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结束战争、流血，避免专制独裁极权复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并以现代伟大国家的风范和品质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基础。

主讲人：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员许灿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