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将来有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时也关系中国的现状，是中国继续前进的两大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高速增长？换个方式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能否满足保持高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以及保持多久。第二部分的内容将关注经济发展中主要的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目前在中国已经处理得很好，但有可能在将来的20年发展到不可预期的水平。我将重点讨论这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和问题。

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如果我们用先前这个方法分析，我们需要去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形成速度。这种分析的一些步骤已经很简单。首先来估计资本形成。在如今的中国，投资和资本形成的速度已经很高。问题是这个速度将来要下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储蓄总会转化为投资。有两种储蓄来源比较难分析：一种是企业储蓄，另一种是政府储蓄。我们假设这两种储蓄保持与今天大体相同的水平，真正的问题是家庭储蓄会怎样变化。

 

       正如你们所知，如今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但储蓄率这么高主要是为养老，同时抚养孩子和赡养父母。但是高储蓄率只有当依赖比例高——即一个经济体中工作的人数与不工作的人数的比例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一旦这个比例下降了，储蓄率也会下降。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到某个时点，会出现很多老人，劳动力也会短缺。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个比例会下降？这是不是将来迟早会发生的？我的回答是这将发生在至少20年以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生育潮中出生的。所以这个依赖比例还是会保持20到25年；一旦过了20到25年，就会下降；到了2035和2045年之后，还会下降到低点，这时中国就会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现在不会发生，所以这是基本的提示：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现在我们有劳动力的低增长和持续的投资的高增长。但一切都还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所以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会怎样变化？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同时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我们尝试估计当中国为保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多少。估算一下可发现，为了保持9%的增长，中国不得不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现在快得多。

超过4亿人口的农村移民

 

     基本上，经济增长的同时将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结构转变。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移民。首先，让我来举例看看中国接下来面临哪些结构变迁。

看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表现，农业劳动力从1950年到2000年发生的变化。基本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在20年内从50%下降到10%。这一转变会带来城市人口比例从40%左右上升到70%以上。如果中国遵循东亚国家的模式，这实质上展现了中国未来20年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超过4亿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现在问题是这步城市化的巨大跳跃将怎样发生。城市化会带来许多问题，我非常关注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带来城市本身人口的负增长或停滞，几乎所有城市化率的增加都源于农村移民。目前大概有2.5亿人离开农业，其中大部分来到城市，少部分呆在乡村。但如果看看现今的体系，再想想4亿人口增加会给这个系统带来的后果，这就是我所关注的问题。

 

   政府给农民工提供住房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把家人带在身边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住，他们没办法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和其他三四个工人一起住。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除了窝棚，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么当4亿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城的时候，中国将有布满窝棚的城市。那如果政府提供住房呢？这样的成本是多少？

我假设有1.5亿家庭，那么总的成本是27万亿，大概4万亿美元。这是不是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呢？这比中国现在的GDP要大些，但我讨论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每年分担1.5万亿人民币，最终可能不需要这么大额的支出，因为有些人现在有住房，有些人最终会有。所以我们讨论的是每年1万亿人民币，GDP的3%或4%。中国已经投资了太多，没有理由再投资另外4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消费，住房可以被看作投资或者消费。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宏观上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必须把这类资源放在支持公共住房的人手中，并不需要大幅度提高税收，可以从银行贷款。

 

     如果不这样做，会怎样呢？会有4亿农民从其他省份赶到城市，更别提二三十甚至五十公里以内近郊的农民。不管是否如麦肯锡报告说的那样是6000万人进城市还是3000万，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将付出很高的代价。这现在还在中国的能力之内，这些事情发生的机制现在不存在，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融资、处理好这一问题。这不是一个单一市场，需要大量资助。

 

    以上是我关于两个最大挑战，或者说，可能的两大挑战的一些思考。一个是生产率将来能不能更好地维持下去，以至于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城乡的移民和城市化这样一个进程。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慢慢就会缩小，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加以关注。

（注：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大型周年公开系列讲座”之一，作者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外经贸学问学生会信调部